现代国家认同关乎国家的存续与发展，其建构的过程与结果统一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之中。公共服务作为现代国家的重要职能，是实现国家向基层社会渗透、疏解现代国家认同建构梗阻最直接最高效的路径之一。基于西南村寨的田野调查可以发现，作为现代国家建构在边疆地区的一种策略性选择，公共服务供给下的柔性渗透路径强调以物质性、生活化和非强制性的手段影响国家建构进程中民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其核心是通过公共服务供给背后隐性的国家权力对国家政权基础、经济社会基础和权利基础的积极性建构与重塑，积极培育民众的现代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重建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从而实现现代国家认同的有效建构。公共服务的柔性渗透不仅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边疆村寨潜移默化地建构起现代国家认同，而且在当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国家认同建设中也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现代国家建构；国家认同；公共服务；柔性渗透

习近平强调指出，要“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现代国家认同建构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题中应有之义，与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相伴随。现代国家认同反映的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不同于人民政权的组织体系在基层社会的延展，民众对现代国家的认同源于其发自内心的选择，它是现代国家获得必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情感基础，也是现代国家的生命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现代国家建构的推进，国家在核心区域通过土地改革等实践介入并渗透到乡村社会，使分散的乡村社会整合为一体，进而建立起高度的现代国家认同，这种认同建构路径整体上呈现出以公权力为依托的刚性规制特征。中国乡村社会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边疆地区民族村寨的异质性、离散性决定了其在现代国家认同建构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些从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现代社会形态的“直过”民族并未进行土地改革，那么，其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实践路径及其内在机理是什么？通过调查可以发现，作为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服务以一种柔性的力量推动国家的理念、行为和形态跨越区域和族群的界限渗透进民众的生活，并建构起高度的现代国家认同。相对于借助刚性规制路径建构起现代国家认同来说，公共服务的柔性力量能够深化民众对国家的认知与理解，进而达到更好的渗透和巩固效果。既有的经典理论中也强调公共服务在国家建构或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恩格斯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而社会职能就既包括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也包括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迈克尔·曼指出，国家的基础性权力来源于国家可以提供市民社会本身无法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新公共治理理论认为，公共管理意义上的治理指的是一种有效的、开放的、负责的和受到监督的公共服务体系。同时，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的公共服务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公共服务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因此，将公共服务置于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宏大背景下，探讨现代国家如何通过公共服务的制度化供给实现乡村社会的现代国家认同建构，阐释公共服务柔性渗透实践背后的深层机理，不仅能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深化对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认识和理解，更对当下探索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一、现代国家认同“以何”建构：基于文献梳理与田野调查

现代国家认同即国家成员对国家的忠诚和归属，是国民基于对其所在国家的认知而形成的认可与服从。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并非单方面的意识形态灌输，更多的是强调个人或群体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交流与互动，即通过全面而系统地对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进行合理的制度化安排来优化人们的现代认同结构，由此达致每个国民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和忠诚并不断提升国家的能力。

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可以发现，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路径问题备受学界关注，并取得了较多研究成果。既有研究主要沿循以下四种路径：一是通过政治动员建构起对新兴国家政权的认同。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将“一盘散沙”的广大乡村社会统一纳入国家体系并实现有效管理，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现了土地占有的相对均衡。土改中的“诉苦”过程和相应的动员技术及策略，催生出农民的阶级意识，激起了农民对原有政治秩序的憎恨和对新政权的拥护与爱戴，使之在不知不觉间融入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框架与乡村治理轨道。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对乡村土地所有权进行再分配，实现了对原有权力结构和社会秩序的重构，促使农民产生新的政治认同，最终农民得到土地，党获取农民的信任。二是通过国家制度体系的建设来塑造民众国家认同的价值基础。现代国家建构即国家通过一套制度体系将国家内部各个要素重新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离不开现代国家制度及其所决定的国家结构体系的建构、优化与巩固。新中国成立之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国家领导体制、民主集中制的国家治理准则、动员型社会的国家整合机制，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等一整套创造性的制度选择，呈现出强大的国家意志聚合与实现效能，使制度组织系统在为个体提供本体性安全的同时，也在向个体渗透其蕴涵着的价值观念，逐渐形成了国家认同建构的价值基础。三是借助文化传播将国家意识输入到民众内心，从而获得民众对国家的认同。现代国家是一个文化历史共同体，国家认同感的形成需要国家通过各种文化途径调动起国民共属一体的想象。如，文学、影视等具体的叙事方式，可以使成员了解民族和国家的过去，形成某种基于历史延续性的认同。国家认同的强弱受到历史文化原生性的影响，档案作为一种国家认同教育的资源和国家内部治理的工具，其自身的凭证属性、记忆属性和工具属性可以构建起共同的国家记忆和民众的集体认同。国歌能够有效地培养和激发爱国主义情感，在以构建国家认同为目标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四是以民族认同的发展推动国家认同的稳固。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建立在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基础上的主权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任务是完成民族认同基础上的国家认同建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同时存在，国家认同状况取决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平衡，国家认同建构的关键在于如何控制两者之间存在的张力。首先应当在承认两者存在矛盾冲突的基础上，以保障少数民族权利、推动少数民族现代化为基本价值取向，不断引导民族认同上升和达至国家认同，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进一步稳固国家认同。既有研究显示，现代国家认同建构存在多重路径，但公共服务作为现代国家职能的重要内容，其对于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作用却鲜有提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重视公共服务的重要作用。公共服务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指标，其在新时代国家认同建设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笔者通过为期60多天的“西南区域历史形态与时态调查”及后续回访发现：公共服务作为现代国家社会职能的重要方面，是现代国家认同建构最直接最有效的路径。以公共服务为核心的国家认同建构路径虽然发现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边境地区，但其背后的价值功用不仅适用于刚性规制路径下的核心区域，可以进一步强化国家权力的渗透作用，而且其柔性渗透的内在机理能全方位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由此，本文将基于云南省澜沧县龙塘老寨的田野调查，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前后村寨公共服务供给状况的考察，揭示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柔性渗透路径，并分析其背后的深层机理。

二、从“国家之外”到“欢迎国家”：龙塘老寨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

传统时期的澜沧龙塘老寨，地处西南中缅边境的原始密林之中，村寨整体处于“国家之外”。新中国成立以前，虽然西南地区建立了保甲和土司制度，但这并未对仍处于原始社会的龙塘老寨产生显著或直接的影响。作为典型的“直过”民族村寨，龙塘老寨中拉祜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民主改革以前，寨民主要隐居在深山老林的茅草挂墙房中，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新中国成立以后，龙塘老寨开始被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当中，国家下派各种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工作队对村寨进行社会形态的改造与重构，寨民从“国家之外”到“欢迎国家”，其对现代国家的认同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一）“国家之外”：原始社会形态下村寨与国家的隔绝

新中国成立以前，特殊的社会基础、地方属性与制度底色构成了国家与寨民之间认知互动的阻碍。国家政权很难逾越这些阻碍，将权力延伸其中，龙塘老寨整体上处于一种不知国家为何物的状态。寨内的生产生活、宗教仪式、对外防御等事务主要依靠村寨内生性权威进行自我组织与管理，国家之于村寨几乎是一种外生性的存在。

独特的生存环境切断了村寨与国家的空间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前，龙塘老寨整体上处于一种相对偏僻、独立且封闭的地域空间。一是村寨位于国家核心疆域之外的西南边境，属于极边之地。由于地处边境，村寨经常受地理灾害、边界战争等多方面的外在干扰。为了求得自身生存和民族自保，寨民对特定的生存环境有较强的依赖关系，更倾向于选择在地缘偏僻的峡谷密林之中居住，形成了封闭隔绝的民族特性。二是村寨位于山势陡峭的高山地带，交通工具原始且简陋，这严重影响着寨民与外界的交往，也加剧了村寨的封闭性。由于地理形态、地缘空间的边缘性和封闭性，寨民深居简出于高山之中，长期与国家隔绝，更鲜为外界所知。

原始的共产共有制限制了村寨与外界的经济交流。传统时期，龙塘老寨的生产力发展和生计方式具有典型的原始公社制残余特征。刀耕火种与轮歇抛荒的农业耕作方式、集体生产与共同分配的经营管理模式形塑出一种原始落后、粗放稳定的共产共有式经济形态。在原始经济形态之下，农业生产只能低水平地满足寨民们的生存需求，难有剩余产品进行市场交换，或仅停留在以物换物的阶段，甚至羞于进行商品交换。近似自然状态下的农业生产活动和原始共产共有的经济管理模式，使村寨完全隔绝在现代国家的经济体系之外。

头人权威下的自我整合使国家成为一种“无需”的存在。由于村寨交通闭塞，远离政治中心，国家权力对它来说是鞭长莫及。民国时期，虽已建立保甲制度，但收效甚微，真正起作用的是村寨内部认可的权威领袖，血缘和神权势力掌控下的共同支配与共同服从是村寨治理形态的主要特征。“卡”是拉祜族早期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卡”即村寨，一个村寨为一个“卡”。“卡”原为血亲组成的大家庭公社，后逐步演变为地缘聚落的名称，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军事单位。村寨头人由寨民公推产生，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头人“卡些”，一类是宗教头人“摩八”。在日常生活和村寨管理上，头人共同支配村寨的公共权力，管理村寨的公共事务。村寨自我整合和自我维系的特征，使国家权力的渗透十分稀薄，国家甚至成为一种“无需”的存在。

（二）“服务入寨”：工作队的驻入与村寨内生

权威的瓦解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现代国家的建构进程，生活在共和国境内的寨民自然也被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当中。对于地处边疆的龙塘老寨来说，受其原始社会形态的影响，国家不可能凭空想象出来，而需借助外在力量的引导和推动。正如威默所言，公民更有可能在政治上支持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来换取向公民征收税款、会费和各种费用的政府。澜沧获得解放后，国家派遣中央访问团，并配备农业生产队、医疗队、文工队、民族识别队、放映队和摄影组等工作队，根据村寨独特的社会形态和发展程度，通过提供各种带有国家元素的公共服务，在保障与改善寨民基本生存和生活条件的过程中，消解了原始的社会基础，实现了对固有观念的改造与重塑，最终帮助村寨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跨越至社会主义社会。

国家力量以公共服务的形式大量直接驻入村寨使寨民第一次感知到国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主要通过加大农业帮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领域的财政支出，并配备相关专业人才开展各项现代性的公共服务，帮助寨民摆脱原始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一方面，国家从人员配置上保证公共服务的专业性。国家下派的医疗卫生服务工作队配备了草医、卫生员、接生员、保健员等，并在村寨内部培养少数民族医药卫生人员，将不少寨民培养为合格的乡土医生。到1958年，全县有半脱产卫生员和保健员418人，有不脱产草医、保健员、接生员1097人，各类传染病死亡率下降了50%。同时，上级给澜沧分配了一批昆明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广大毕业生深入村寨展开教学。随着学校的兴办和师资力量的扩充，拉祜族的现代教育事业开始兴起。另一方面，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公共服务经费给予了最大程度的保障。仅1950—1952年，上级就拨给澜沧县卫生事业补助费3.5亿元（旧人民币）。此后，每年地方财政均拨出卫生事业经费，且逐年有所增加。1951年．全县共发放救济粮2.1万公斤，使群众度过了春荒。1952—1955年，国家对澜沧地区共发放救济款90.84万元，并调拨大量免税盐供应农民。

公共服务的功能渗透于寨民的生产与生活之中，影响和改变了寨民的日常行为。公共服务工作队在原始村寨的工作重点主要是提供针对性的农业生产、医疗卫生、社会救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服务，目的是帮助这些地区改变原始落后的经济社会现状，改善寨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改变历史及地理因素形成的基础差、底子薄、无动力的经济发展态势，国家采取了对应性的策略。针对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级分化不明显，土地所有制不明确的拉祜族村寨，国家未把土地改革作为一个必然阶段和必须解决的问题来对待，而是通过“生产文化站”（相当于区一级政权形式）和农业生产工作队等国家代表，集中力量对农业生产进行帮扶，逐步改变了村寨内部土地共有、共同烧耕、共同劳作的原始生产方式。针对“直过区”寨民既简单又粗陋的生活状况，农业生产工作队给寨民发放种子、农具、粮食等物资，手把手地教会寨民现代生产技能，帮助寨民发展生产和解决生活困难，并辅助其逐步发展农牧、贸易等经济建设事业。与此同时，国家不断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重点加强对农田水利、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开发和建设。基础设施的不断健全和改善有效促进了村寨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寨民开始逐渐与现代生产生活相接轨。

现代性的公共服务破除了原始神灵对寨民的束缚，村寨内生权威的力量开始式微和瓦解。传统时期，由于受到自然力的严重威胁，又缺乏有效的抵御能力，寨民普遍尊奉万物有灵、多神崇拜的原始信仰。在寨民们眼中，神灵主宰着寨子的兴衰、人畜的平安、粮食生产的发展等等，只能通过巫术、咒语等来驱赶鬼怪以避灾，送鬼打卦、杀牲祭神等祈神送鬼仪式成为寨民寻求帮助的惯常办法。对于村寨来讲，其治理的内容以集体组织农业生产、祭礼仪式的开展为主，治理活动的开展是在“卡些”“摩八”等内生权威的组织下，围绕村寨“大家庭”的存续与发展，将原始共产共有制经济下村寨的共同收益作为经济基础，以原始信仰崇拜为寄托，通过村寨整体利益连带机制对村寨内部的物力资源、人力资源进行汇集、提留和统筹，其组织过程和主要目的在于村寨秩序和权威的构建，本质上是为了村寨的延续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改变村寨原始落后的社会现状成为国家开展工作的首要问题。随着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运用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寨民们的行为方式在各类公共服务工作队的引导下有了巨大的转变。在生产上，寨民废除了近似自然状态下的粗放的轮歇耕作，开始大量运用内地核心区域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生产活动的组织和开展也从受村寨头人的掌控转变为工作队引导下的互助合作。在生活上，寨民们也不再将生老病死寄托于祈神送鬼仪式，开始相信现代医疗和文化教育，“摩八”等内生权威也逐渐从宗教神职转变为文化传承人。

国家主导下的公共服务以其公共性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对村寨社会的整合。公共服务的开展由国家力量所主导，以其公共性超越了村寨社会的地方性。公共服务成为国家与寨民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寨民在生产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时，其原始共产共有的经济制度逐渐消逝，原有的经济基础得以重塑。随着共有制经济基础的消蚀，加之寨民的生产生活向现代社会的跨越和发展，村寨头人手中所拥有的权力也被瓦解，国家在村寨中日渐被寨民所需要。寨民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直观感受到了国家的在场和有效，从而更加强化了国家对村寨自上而下的整合。

（三）“欢迎国家”：传统隔阂的消解与国家认同的建立

深植于原始社会形态的村寨力量以自己的方式抵制和化解国家力量。封闭的地理环境使村寨与外界相互分割，形成了以山为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初级群体。寨民根据世代传承的习俗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整合，由此形成的主体认知非常有限，其个体意识被裹挟在落后的群体意识中，同时被各种超自然的精神力量和因素所缠绕，导致其对村寨内部的地方性认同和神灵认同远远强于国家认同。由于少数民族上层对新政权并不了解，当公共服务工作队作为一种处于村寨之外的权威力量开始出现时，村寨整体充满着疑惑与对国家本能的拒斥，公共服务的入寨遇到了阻力。在国家工作队进村前夕，有的头人宣称“工作队是汉人官，汉人来了没好事”。放映队在村寨放映电影时，由于寨民过去根本没有看过电影，因而将电影误认为是一种“做鬼”的幻术。医疗卫生工作队给寨民进行输液治疗，也被认为会抽走精气。

地方干部任用的内生化助推国家力量在村寨的有效渗透。基于对地区形势的掌握，国家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开始大批任用少数民族干部，对村寨内生性权威进行聚合和改造，国家权力开始向地方深度渗透。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民族工作采取“慎重稳进”的总方针，决定在“直过”地区不推行系统的民主改革运动。1950年中央访问团到达云南，与各民族代表和民族上层座谈沟通，消除疑虑，帮助调解民族矛盾和纠纷，协助普洱成立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此时，团结教育好村寨头人、加强与寨民的联系是消除传统隔阂的关键。一方面，工作队在村寨内部充分尊重村寨头人的意愿，积极培养村寨自己的干部。另一方面，作为国家代表的公共服务工作队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执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充分尊重村寨内部的原始信仰和风俗习惯。短时间内国家在村寨拥有了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工作队队员也更好地融入到村寨内部，为各项工作的开展疏通了道路，逐步消除了村寨内部与国家政权之间的隔阂，拉近了寨民与国家之间的心理距离。国家力量的有效渗透推动寨民的认知与行为方式发生转变，开始形成对现代国家的认同。随着传统隔阂的逐步消解，国家在村寨中树立了公正、公平、诚信的形象，寨民爱国爱党的热情不断高涨，国家逐步成为他们倚重和信任的对象。工作队刚进寨时，寨民称呼工作队员为“缺威合吧”（有危险的人），寨民开始把工作队队员当朋友对待后，称其为“嘿吧哦去哦”（汉族朋友），与其一起生产生活。通过团结村寨内部少数民族上层的力量，工作队“做好事、交朋友”的公共服务进程逐渐顺利。寨民从称呼到行为上发生了向接近、信任、欢迎工作队的转变，其背后折射出寨民对国家的信任与认同在不断增强。

三、柔性渗透：公共服务供给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内在机理

现代国家建构所面临的任务，一是将散落的地方社会权力集中于国家，二是将集中的国家权力向社会渗透，进而建立国家认同。国家权力集中与渗透过程的统一是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关键所在。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需要稳固的国家政权、相适应的经济社会基础和国民权利保障等作为基础要素支撑。公共服务以其背后的国家属性，通过具体供给实践的传递和表达，将国家力量直接作用于人的现实需求，使民众从生存理性的层面上真切感知到国家的在场与有效，实现国家在政权基础、经济社会条件和国民权利保障等层面的现代性渗透，促进国家内部各个部分和要素的有机整合，产生“累积效应”，并催生出现代民众的个体性和主体性，最终使其在价值理性上主动建立起高度的国家认同。

（一）国家主导的公共服务供给实现了国家权力的集中与政权的稳固

国家政权的统一和稳固是保证现代国家认同持续连贯的根本。国家认同是民众对其所在国家的认可与服从，国家认同建构的基础首先就是国家政权的统一与稳固。在边寨公共服务供给中，国家借助工作队实现了对原有非正式权力的重塑，让寨民感知到国家的功能性权力网络，推动国家力量在村寨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嵌入，实现了村寨社会的控制权和支配权从原始权力体系到新生国家政权的更替与集中。新生国家政权组织体系的全面建构和有效下沉增进了寨民对国家政权的感知与理解，为国家整合分散的村寨社会、寨民形成对现代国家的认同与忠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作为国家代表的公共服务工作队实现了对原有非正式权力的重塑。消除建立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权力真空地带，对“小主权者”进行改造和吸纳是统一国家政权的关键所在。公共服务工作队既反映和体现国家意志，又注重政治动员，能够平稳地促成对村寨头人等“小主权者”的重塑。传统时期，国家形态和权力的“横向不到底、纵向不到边”使得国家力量无法直接到达和作用于村寨社会，村寨头人垄断了许多本该由国家掌控的权力。在内生性权威的控制和维持下，村寨并不需要外在的制度或者规范来加以约束，国家之于村寨是一种“不知”和“无需”的存在。对于寨民而言，村寨共同体是一种更真实和具体的存在。工作队进寨后，为了实现公共服务的顺利供给，队员通过召开群众大会、代表会、座谈会、汇报会等方式，与村寨上层人士和寨民交流感情，听取其呼声和要求。通过对少数民族上层等“小主权者”的吸纳和改造，国家迅速在村寨内部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势力和权力支持网络，并以此逐步消除了村寨旧势力在寨民心中的影响力，较完美地完成了政权交替，使得国家权力真正下沉到村寨社会，国家开始将离散化的村寨社会高度整合到政权体系中来。

公共服务工作队借助功能性权力网络实现了新旧权力体系的更替。国家政权的稳固需要建立起与国家目标相一致的地方性权力体系。公共服务工作队尽管不是正式的国家政权组织，却具有服务于国家意志的功能，其服务性功能促进了寨民对新生国家政权的感知与理解，进一步实现了村寨原始权力体系的消解和新生国家政权的驻入。公共服务工作队在承担农业生产、医疗卫生、宣传教育等方面功能的过程中，使寨民感受到国家的在场。新中国成立以前，村寨秩序依靠原始宗教礼俗以及内生性权力来维持，这是一种村寨自发形成并具有典型原始公社特质的支配性治理机制。村寨头人作为内生性村寨权威，有支配村寨资源的权力和管理村寨事务的职责。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了稳固边疆政权，实现边疆社会的平稳过渡，并未采取强硬的改革措施，而是着手为其建立一个稳定、良好的生存环境。国家通过向其提供公共服务等一系列工作，使边疆寨民亲身感受到来自国家的帮扶和关爱。随着国家工作队的驻入，村寨治理权威的来源发生变化，神权教化和内生性权威主体的权力对寨民的影响大大减弱，村寨秩序的维护不再源于村寨层面的礼俗和内生权力，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主导下的公共服务供给不仅是国家渗透其意志和精神的过程，更是寨民对国家的感知和理解过程。随着功能性权力网络的不断强化，国家权力开始深入渗透进村寨，共产主义意识与国家意识开始在村寨传播扩散，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开始植根于寨民的内心深处，为村寨社会提供了全新的政治信仰标准。权力秩序的重构为现代化治理组织的形成和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寨民通过公共服务的供给直接感知到政府的人民性，原有社会形态中的治理体系、治理主体被为人民服务的现代政府所代替，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权基础得以巩固。

（二）现代性的公共服务供给催生出“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基础和个体化的民众

经济社会发展是现代国家认同的源泉，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需要一个与现代国家相适应的经济社会基础。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是通过政权建设和国家政权主导下的经济社会形态改造，将国家植根于社会土壤和民众内心，从而深化民众对国家的认同的历史过程。对于民众而言，现代国家的认同多是由理性的个体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而形成的，根本取决于国家及其政治系统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一旦国家经济社会状况不能满足或适应民众的现实需求，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就会弱化甚至消失。公共服务带来生产生活的现代化革新，不仅重塑了原有经济社会基础，更催生出民众的现代性，使其按照生存逻辑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与价值判断。

现代性公共服务改造下村寨经济社会基础的“现代化”，促进了寨民物质基础的积累。新中国成立以前，在原始共产共有的经济形态之下，村寨整体处于低水平自给自足下的共享状态，多数寨民挣扎在贫困和饥饿线上。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通过向村寨提供公共服务，改善了寨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并提升了村寨发展的内生动力。一方面，国家针对村寨经济发展基础弱、生产生活条件差的根本性问题，通过农业生产技术服务和兴修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改进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提升了农业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国家投入大量资金，为边疆村寨提供教育、医疗和社会救济等最迫切的民生公共服务，极大地改善了寨民的生活状况。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财政的职能之一就是为政权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财力保障。1954年国家决算对少数民族地区运输交通投资约为12700万元，教育支出约为9600万元，卫生支出约为3100万元。在国家帮扶村寨农业发展和为寨民提供民生保障的过程中，村寨的生产与生活条件逐渐得到改善，国家观念被顺利、有效地渗透进村寨。在国家为寨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村寨原始的经济社会基础得以重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得以提高，村寨开始进入现代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寨民自身的物质积累也日渐丰厚。

物质基础的积累赋予寨民经济上的个体性，寨民基于生存理性建构起对国家的认同。原始共产共有制下，村寨共同体内集中与隔绝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方式决定了寨民的保守性和被动性，其认知和行为不得不受村寨内生权威的支配，认同的建构被客观环境和条件所框定，认同的仪式性意义大于实质性意义，寨民对村寨内生性权威的认同是基于生存状态保障的被动选择。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下，现代性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料开始不断扩展自身的占有空间，寨民成为生产和分配主体，开始以自己的尺度去度量国家的意志和行为，国家与民众之间的认同关系也得到了新的建构和聚合。生产帮助、医疗援助、社会救济和宣传教育等多项举措，使很多寨民第一次亲身感知到了国家的有效，并通过公共服务带来的变化感知到了来自国家的力量。公共服务作为国家与寨民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其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基础的改造不是由村寨内生权威所主导，也并非依赖村寨自有资源，而是在国家主导下，依靠国家资源的充分调动，通过公共服务性质的社会建设而实现的。现代国家认同的形成体现了寨民自我决断和自主选择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基于生存理性而主动形成的现代国家认同更具有真实性和稳固性。

（三）制度化的公共服务供给赋予民众主体性和权利保障

现代国家认同的逻辑起点在于民众的自我认知和对国家的认知。国民身份的确立和发展，其背后所反映的是公民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对公民个体与国家集体之间关系的体验与认知。国民身份认定涉及最根本的权利分配，这种特定的社会政治身份实为政治制度、思想观念和政治实践三者互动的产物，并在社会成员个体与国家的互动中逐渐形成。拥有国民身份意味着享有国家赋予并保障的权利，并承担自己对于国家的义务，进而形成自己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社会根基变动下寨民角色的转型与国民身份的构建，不仅从意识形态上肯定了民众的主体地位，更是自上而下地保障了身份转型下民众的基本权利，其背后反映的是基于国家制度设计和民众个体责任要求的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策略。

制度化的公共服务供给赋予寨民之于国家的主体和平等地位。公共服务的开展不仅体现了国家的人民性，同时也是人民获得国家性，并逐步建立现代国家认同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前，拉祜族处于“低分化自整合”的原始社会形态下，在封闭的空间里世世代代过着相同的生活，被外界一直称为“倮黑”（一种带有歧视和侮辱色彩的称谓），寨民始终是被动的消极存在，从未获得主体性地位。公共服务供给带来的村寨政治和经济社会形态的根本性变革，夷平了原始的寨民身份的根基，随之而来的是寨民“倮黑”称谓的消失和“国民”身份的确立。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就把赋予少数民族民众以平等的国民身份列为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彻底改变了过去历朝历代对待少数民族的轻蔑和压制。在转变政治和经济社会形态的基础上，国家通过民族识别工作队将“倮黑”改称呼为“拉祜”，并在语言文字工作队的帮助下很快创建了属于拉祜族的文字。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公共服务，让寨民拥有了“拉祜族”这一身份，并享受到了这一身份下来自国家的制度性保障，直接感知到政府的人民性，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日益深入寨民的心中。尽管国民身份是抽象的存在，但它却赋予寨民之于国家的主体和平等地位，并促使他们以平等的地位与国家交往互动，从心理认知上建立起对现代国家的认同。

国民身份之下，寨民的生存与发展权通过公共服务得以保障，对国家的归属性认同增强。公共服务的制度化供给为寨民生存与发展权的保障提供了具体的实现途径，使寨民直接得到了来自国家基于生存保护的权利保障，村寨头人和寨民之间单向度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被国家与寨民之间双向度的保护和交流所取代。通过生产帮扶、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救济等各类公共服务的制度化供给，拥有国民身份的拉祜族人民切身感受到了国家对他们基于生存逻辑的制度化保护，其国民的身份感由此得以确认，国民意识也逐渐得到强化，对于新生国家政权的归属感也进一步增强。随着国民身份的确立与权利的保障，寨民开始自下而上地形成对现代国家的赞赏性认同。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是国家与民众双向互动的过程，民众基于认知选择形成的自下而上的认同更有利于新生国家政权合法性和正当性的稳固。公共服务的开展为拉祜族人民架构起了对外交往的桥梁，消除了横亘在寨民与国家之间的历史和现实障碍以及民族之间的隔阂与歧视，寨民逐渐接触村寨之外的“国家”，开始更加主动地融入到主流社会。这不仅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互信，并且还能够培养各民族的爱国热情，民众主动给予国家积极的认同与支持，国家也正是凭借这种认同和支持来证明并增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四、结语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过程具有鲜明的地区差异、历史特点和现实意义。从西南村寨的实践可以发现，作为国家向乡村社会渗透的柔性路径，公共服务对于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具有更强的穿透作用。国家通过公共服务的制度化供给实现对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权、经济社会和权利基础的转变和巩固，使国家形象和力量以生活化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寨民之中，成为其日常生活中的实体性存在，寨民更容易感知和接受来自国家的力量，也因此成为国家的高度依从者，从而深刻而又立体地建构起对国家的认同。因此，向全体公民公正公平地提供公共服务，是现代国家的重要职能，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国家实现社会渗透、建构现代国家认同最直接最有效的路径和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公共服务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和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工具，国家也愈发强调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面对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需要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如何前瞻性回应、系统性谋划，统筹推动整体公共服务均衡可及，重视公共服务的柔性渗透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强化公共服务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助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