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袤的黄土地上,掩映着陕西农村特有的质朴与坚韧,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农民世世代代的辛勤与汗水。调研开始前,我对土地流转的概念还停留在书本上的定义。农村土地流转是指农村家庭承包的土地通过合法的形式,保留承包权,将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其他经济组织的行为。当真正走进农村,与农民深入交流时,我才意识到,土地流转背后的故事远比定义要丰富得多。三奶奶年逾六旬,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但眼神中依然闪烁着对生活的热切期望。她的故事,如同一部活生生的历史,记录着陕西农民工在土地流转中的变迁与抉择。
1劳动力外流:土地之困的起点
三奶奶家有七口人,但在外出务工之前,家中的劳动力仅有她和三爷爷两人。那时,家里的孩子们还在上学,老人们身体也不硬朗,生活的重担压在这对夫妻身上。三奶奶回忆起那段日子,语气中带着几分无奈:“那时候家里穷啊,就靠着几亩地,一年到头也就能挣个五六千块钱,勉强糊口。”农民外出打工在当时的农村已经蔚然成风,面对家庭的经济压力和对孩子们未来的期许,三奶奶一家也走上了这条路。劳动力外流,对于像三奶奶这样的农村家庭而言,是生活所迫,也是寻求改变的开始。家里的土地,在三奶奶和三爷爷外出务工后,变得难以管理。这不仅是三奶奶一家的困境,也是大多数外出务工的村民面临的现实问题。
2政策与现实的碰撞:艰难抉择
谈及土地流转,三奶奶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她说:“我家那几亩地,在2020年就全部流转出去了。”这一决定,既是出于现实生活的考量,也是对国家政策的响应。在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继续耕种土地已经变得不切实际。三奶奶无奈地说:“以前家里两个壮劳力都在,春种秋收那是一点不含糊。现在我和三爷爷都外出务工了,家里就剩下老公和孩子们,种地也就应付应付。”
土地流转政策的出台,为三奶奶这样的家庭提供了解决方案。然而,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三奶奶坦言,她最初对土地流转是持怀疑态度的:“怕流转出去后,地就被糟蹋了,以后想种都种不成。还有就是怕流转费给不到位,到时候扯皮。”这些担忧,反映了农民对于土地的深厚情感和对于土地流转政策的不完全信任。三奶奶最初是通过村里的广播得知土地流转政策的。但对于流转的具体方式、价格、期限等关键信息,她并不了解。流转费的确定和支付,她也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土地流转的费用主要由村委会和土地流转的接收方协商确定,农民往往只能被动接受。在进行土地确权时,由于村干部急于求成,对土地的丈量和地价核算工作也是草草了事,村里发生不少土地权属纠纷。为了更快地推动土地流转,村干部给农民勾勒了一幅“光明的未来图景”:土地流转之后,农民既能收获逐年增加的土地租金收益,还有机会在规模经营大户的农田中参与生产与管理,从而获取劳动报酬。但实际情况是,受疫情影响和市场冲击,村里的承包大户越来越少且往往雇佣外村村民,本土村民很难从中受益。地租也并未实现预期中的“逐年上涨”,从2020年到2025间只上涨了150元。巨大的落差让三奶奶有些后悔将土地流转出去,“当时虽然种地时间紧张,但还忙的过来。打工的生活毕竟不好过,总要“叶落归根”的。现在孩子们长大成人了,家里的经济压力减轻了,要是还有地的话,自己种点庄稼,还可以享受田园生活。我心里一直不太想把地转出去,但村干部说这是国家政策,再加上村里人基本都同意转地了,我也就没啥好说的。”三奶奶感慨地说:“地是咱的根,流转出去心里还是不踏实。”对于农民而言,土地不仅仅是生计的来源,更是情感的寄托。土地流转后,他们失去了与土地的直接联系,心中难免产生失落感。
3历史惯性与现实夹缝:何去何从?
中国拥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历史传统,农民长期以来都是作为小生产者存在。长久以来,农民与土地相伴而生,土地是农民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情感依托。依靠土地、扎根土地逐渐成为农民的生存惯性。即使在现代化快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土地依旧是农民的退路和保障,这也是农村得以发挥“蓄水池”作用的关键。土地流转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农业现代化、规模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农民实现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农民本应是土地流转的主体和受益者,他们的意愿和需求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和满足。在土地流转的实际操作中,为了“便捷高效”,村组织以集体名义将土地转租出去,导致农民在整个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流程中频繁被置于边缘地位,难以享有平等对话的权利。是否流转、如何流转、流转费用的谈判等事项,往往成为政府和村集体的事,本应是土地流转主体的农民却处于“失语”状态。在农民各项土地权益难以保障的状态下,土地流转反而加剧了农民的生存困境。如果农民在城市中无法找到稳定的工作和生活来源,而流转出去的土地又不能及时收回,他们又将何去何从?
4恶性循环?良性循环?
理性状态下,外出务工与土地流转之间存在良性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外出务工推动了土地流转的进程。随着农民外出务工的增多,农村家庭劳动力短缺,种地变得不再现实。这种情况下,农民将土地流转出去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另一方面,土地流转也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和保障。通过土地流转,农民可以获得一定的流转费用和经济收入,为外出务工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来源和动力。同时,土地流转还有助于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和高效利用,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和农民的收入水平,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了更好的经济基础和条件。然而,实际情况可能并不总是如此理想。以三奶奶的故事为例,可以看到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民可能无法充分了解土地流转的市场行情和价格,导致他们在土地流转中难以获得合理的收益。此外,地租达不到预期也成为农民工抵触土地流转的重要原因。这些不利因素可能导致农民对土地流转产生抵触情绪,进而形成恶行循环:农民不愿流转土地,导致土地闲置和浪费;土地闲置又进一步限制了农民的收入来源和外出务工的动力,形成了恶性循环。
三奶奶的故事,是陕西农村土地流转实践中的一个生动写照。通过她的故事,看到土地流转面临着诸多困境。土地,这片承载着农民世代辛勤与汗水的热土,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而农民工,作为这场变革的重要参与者,他们的选择与努力,将决定着这片土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