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而言，春节的意义在于相聚与团圆。但在农村，有两句话取代“吃了吗”，成为新的问候语。过了腊八就是年，在外的人们返乡，相遇时会问“啥时候回来的？”，而当进入正月，再见面时的聊天里，一定会有“啥时候走？”。这些人中，绝大部分则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务工人员。他们实现的农村问候语的变化，反映的则是农村对于传统社会生活的颠覆，与新常态的形成。

这些农民的流动，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改变家庭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农村社会的深刻变革。而在历史的维度上，这些被称为“农民工”的群体，已经历经三代人，“老、中、青”三个阶段的农民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流动，也给农民带来了身份的转换。

据被访者讲述，该村第一批外出务工者最早出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显著晚于其他地区，因为当时的农民借助“农村工业化”的热潮，进行着农业经济发展新尝试。这主要在于农民解决温饱问题以后，开始推动经济作物的种植，主要是红薯和烟叶两大项。红薯成熟后，农民会借助传统技艺加工成粉条，最远可销售到西平县。烟叶作为本县著名特产，凭借传统技术和较高收购价，成为农民获取收入的另一选择。但由于产业转型困难、人均耕地不断缩减等问题，这些产业的发展无法满足农民缓解生活压力的需要。于是，在1996年“土地分配”后，该村出现了第一批农民工。此时“老一辈子”，如被访者已经50岁了。由于从未离开过土地，他们大多依靠“吃螃蟹”的亲戚朋友介绍，到郑州等地就近务工。工作的种类则多为挖迈管道等纯体力劳动。这一辈人进城的唯一目的就是挣钱，因为除此之外他们的一切早已在村庄扎下了根。因此他们每次外出最长也不过三四个月，在夏收、秋收和春节三个时间段，他们会返回乡村，回归农民的本初角色。由此，这一代农民工的“本命”职业其实是农民，务工则只是对其作为农业劳动力所产生的“剩余”的再利用。

进入新世纪以后，“老一辈”农民工逐渐“超龄”，逐渐撤回农村，重拾锄头做回了农民。此时下一代人则逐渐成熟，面对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所带来的生活压力，进入城市成为工人队伍的主力军。此时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老人们重操农业、照看小孩，让他们可以不再顾虑会损失土地里那部分产出。没有了后顾之忧，他们就可以大大延长务工时长，年头离家可以直到年尾才回。由于此时对于农民而言，教育既未完全进入视野，也仍是家庭难以支撑的负担，往往是中青年夫妻双双外出，老人和儿童自然也就“留守”起来了。这一代农民工与“老一辈”所不同，在于其虽然有在未成年时期积累的农业经验，但由于长年在外务工，回家多在春节的农业“休息期”，就成为了不误农的农民。同时，由于义务教育的逐渐普及，这一群体的教育程度有所提升，现在的中年男性至少都上过初中，能够在产业结构不断转型的过程中，提高适应能力，从而实现持续性的务工。但由于现代工业发展速度加快等方面的原因，他们也逐渐难以适应工作环境，务工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轻松”了。至今，在城市闯荡“有所成就”的农民工开始进入城市，将农村的“根”拔起，成为了市民。但仍有相当数量的“中年一代”农民工，继续在城市里闯荡，希望能够改善农村家庭的生活。

图1 春节重新热闹起来的农村大集

随着对孩子教育的重视，以及老一辈人的逐渐逝去，他们的务工模式也发生了一次重要变化。由原本的夫妻共同外出，转变为男性务工、女性居家的结构，以实现孩子“教育改变命运”的重要任务。但这并无意味着留守在家的女性就完全回归了农民身份，而是在照顾土地之时，以在家门口打工为主要工作，有些也选择把土地流转出去，专心承担照看家庭和打小工的任务。但由于务工时间的降低和工资很低，也直接带来了家庭收入的下降和负担的增加。但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正是因为“只要孩子能上学上出来，都是值得的”的理念。由此，这一代农民工的本质属性发生了显著变化，成为了“不误农的农民，根在农村的工人”。年前的“啥时候回来的”与年后的“啥时候走”的问候语，就是从他们开始成为习惯的。

小时候下地吃苦，长大了打工吃苦”是“中年一代”农民工的经典生活经历。也正因此，让他们看到了受教育对于孩子的重要性。而作为父母，选择共同在外打拼的重要目的，也正是为了让孩子不再“重蹈覆辙”，能够在年轻时接受足够的教育，享受到较好的生活条件，然后“进城，并脱离农村”。农村的90后、00后，的成长中，这成为农民的共识与主题。因此，对于这两代人而言，只要不是自己非跑不可，最少也会把高中读完。自3岁就进入学校的“新一代”，则从小就与农业劳动相脱离了，现在进城读书的青少年可能连农忙场景也不会见到了。因此，虽然他们依旧出生在农村，但其实已不能被称为农民了。正如被访者所言：“不种地的人怎么能叫农民呢。”而无论上大学与否，教育生涯结束之后，他们就直接前往城市寻找工作了。由于生活条件改善等变化，他们在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已经与“城里人”无异。如果说“中年一代”农民工还有许多在“钟摆”，会在农忙时节回村务农，那么“新一代”农民工则实现了“停摆”，只在春节期间返乡了，节毕后离开乡村则成为了“回程”，回到的是有真正日常生活的另一个“家”。“从小没下过地，长大了村都不回”成为“新一代”农民工的基本写照。他们早已将自己的生活根基，一点点从农村“拔出”，或是“悬浮”于乡土社会，或是直接移栽到了城市。他们不再依靠农业，只是还因为亲缘关系与农村社会发生着联系，而这种关系可能也会随着他们与农村的脱节，而逐渐消失。此时，他们就会将身上的“农民色彩”完全去除，成为完全的“工人”和“城市人”。

图2 “生在农村、学在城市、进城上班”的农村研究生们

历经三十余载，从农民到工人，农村社会用三代“农民工”的时间，实现了农村人群的身份变革，这个过程存储着时代的记忆，也是解读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入口。改革开放推动着农民不断流动，创造了“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他们也在一代代的流变中塑造着“日日新”的中国。同样，他们也改变了自己，打造了新的农村。而这个过程，值得我们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