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受访者主屋）

调查研究之缘起

纵使多年以后，回想起口述史料课后任课教师分享关于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农民流动与土地流转”口述史调查项目那个遥远的下午。涌上心头的并不是似是而非的喜悦或是忧愁，而是一种志在必得的使命感。因此并无任何犹豫便立即想为此调查做出一点可能或许存在的微小贡献。

既然如此，何出此言？因为生我养我的是鲁东丘陵那贫瘠冷酷却偶尔温情的黄土地以及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朴实善良的人们。在我年少时在乡村中度过了一段清贫却温馨的生活，这倒也是宝贵的经历，也为我能无缝切换回乡村生活与受访谈者能相谈甚欢的因素；另有一点则是我的大伯年少离家游走四方，到了不同地方务工，到也算是个见识颇广之人，在我奶奶去世之后也就回到老家定居，平时也是热心，村里的大事小事但凡是能帮忙的都会出一份力，倒也是古道热肠。

如何联系合适的受访者算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但也不算难。一通电话便联系上了一位及其合适的人选——我的大伯，1991年离家后前往大连、上海、榆林、太原、青岛、烟台等地务工，也算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我的奶奶在2015年去世后他也就回到了老家赋闲，村里的大小事务倒也热情参与，自家的地也早早的流转掉，也许他就是可能存在的合适的受访者。

大伯听到此事满心欢喜应允下来，不过令他开心的也许倒不是此事，而是他的小侄子会回去探望，这就是另一个问题，在此不过多赘述。从昆明到日照这个小山村不算易事，路途遥远，地铁之后是飞机，飞机之后是高铁，高铁之后是大巴，大巴到达镇里也是停了下来，因为一个山村并不值得大巴设立站点。此后之路途要么步行要么开车，幸而一位同村的乡亲愿意带我一程，终于也算是顺利到达。

到达大伯家第一件事倒也没有急于调研，而是好好休息一下，好好聊天聊地聊人，好好地了解一下村庄近年来的变化与本地的风土人情，总而言之是预调研。第二天才和大伯一起先去找村书记了解一下情况后才在下午正式开始访谈工作，即正式访谈工作。此后又忙里偷闲针对第一次访谈的漏洞和缺陷又作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访谈，也算是尽可能的弥补一些可能的缺陷，因为我大伯尽管今年六十九，但是常年的劳动早已极大的摧残了其身体和记忆，多次访谈也是希望能有所弥补。

随着一问一答，聊天逗乐，你来我往，语言在此刻便体现出其魅力，大伯的娓娓道来似乎逐渐将人带回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直至步入二十一世纪，似乎看到了上海的繁华、山西的煤、故乡那衰老的父母。1991年，国际上发生了许多大事，但对于一个山村的农民而言倒是无足轻重的小时，受访者当时更加关心的是种田已经没有足够的利润，如何养活自己及家人才是大事，因此我的伯父这一年正式离家前往大连务工。2015年，受访者的母亲去世，这一年也回家赋闲，将所有土地流转出去。

访谈结束后便是看似无趣的整理环节，实则妙趣横生，在校对录音逐字稿时又一次听到自己和受访者的声音，令人不自觉地回到当时采访之情景，往日时光复现的愉快便涌上心头。

本次调研结束后让人联想到一文，其名曰《告别华南研究》，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科大卫。此文提到一故事，读起来令人沉默流泪，也让不少学人动容。20世纪70年代，科大卫曾经在罗湖、深圳交界的村庄中做口述采访，一个老婆婆讲了自己一生的故事，老婆婆一边讲一边哭，同行的同事一边听一边哭。那一刻，科大卫感到“有点愤怒”，“我们在学校念的历史捆绑在一个与实际生活没有关系的系统下，没办法把这些重要的经历放进去。老婆婆的故事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我们不记录下来，以后就没有人可以知道。这是我记得我感觉到口述历史重要的一个经验。” [华南研究会编：《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论文集》﹐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年﹐第9-30页。]

读到此处，看到科大卫所讲述的故事之际，竟也同时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与愤怒环绕于思绪，久久不散。我们在学校里所学习的到东西、所被认识到的历史是与实际生活无关的，并不是人们生活的记录，那些如老婆婆一般的普通人的声音被湮灭于时间的长河之中。梁启超认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己”。但是芸芸大众的声音与故事同样震耳欲聋，同样值得我们关注与记录，历史不仅是王侯将相的更是如你我他一般的普通人的历史。

我想，如果有一种可能性，为普通大众记录他们自己的声音，让那些之前不被关注的、本该湮灭于漫长时间长河的人有所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使得每个人“一生的故事”被后世所了解、感动与铭记，这种可能性也许是口述史研究与口述史料收集，因此口述史的价值与意义也就逐渐显现出来了。换言之，希望鄙人本次所做的农民流动与土地流转口述史调研的意义不仅体现在资政，也能体现在存史育人，记录芸芸众生的声音。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