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转型中，农民流动与土地流转是两大核心议题。为深入理解这一进程对农民家庭和农村社会的影响，我来到了家乡附近的下原村。我的采访对象是常年在外务工且务工经历丰富的老舅，他 16 岁初中毕业后后便开始在家附近打工，起初在山上用骡子驮矿石，后来在乔营选厂当浮选工，从事洗黄金工作。婚后，因选厂倒闭，为维持家庭生计，20多岁时前往福建厦门塑料厂工作，半年后因身体不适返回。之后，他又先后在洛川收苹果、在家附近打零工，还在安徽做工程、西宁装摄像头、湖州当保安等。他的多段务工经历反映了农民工外出务工的艰辛。在本次调研过程中发现，农民对自身经历的叙述往往夹杂着情感与理性权衡，农民个体选择与社会结构性变迁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

01.农民流动：从乡土到城市的生存突围

在下原村，农民外出务工的直接动因是“经济压力”。以调研对象ZXJ为例，其家庭在务工前年收入仅两三千元，难以负担孩子教育、医疗等开支。乔营选厂倒闭后，他的家庭失去非农收入来源，迫使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一方面是土地收益的“天花板效应”显著。土地产值低，扣除种子、化肥成本后每年净收入仅两三千元，而且农业风险高，农民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另一方面是同乡示范效应与城市工资差距构成强大吸引力。ZXJ的朋友返乡时“穿得好、带钱回”的直观对比，以及“工厂包吃住、月薪抵务农一年”的经济诱惑，深深刺激了只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ZXJ的务工轨迹展现了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他初期在塑料厂从事高危工种（接触化学品、防护设备简单），月薪2000元，工作环境恶劣却无社会保障；后转型为保安，薪资升至5000元，但依然面临“同工不同酬”与职业发展瓶颈。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通过“季节性返乡”维系与土地的情感纽带：农忙时回村协助收割，形成“半工半耕”的混合生计模式。这种“流动不迁移”的状态，既是家庭风险分散策略，也是户籍制度限制下“不完全城市化”的无奈选择。

劳动力外流也导致了家庭内部权力结构的重组。ZXJ外出后，妻子从“共同务农者”转变为“家庭支柱”，独立承担农田管理、子女教育与老人照料，其劳动强度与心理压力倍增。而ZXJ直言与子女的沟通仅限于每周一次电话，长期父职缺位导致亲子关系疏离，儿子学业成绩下滑、厌学情绪凸显。这种“经济支持”与“情感缺席”的矛盾，揭示了农民工家庭“赚了钱、丢了情”的隐性代价。

02.土地流转：从碎片化到规模化的农业转型

下原村的土地流转始于2000年初，呈现“政策引导 经济理性”的双重逻辑。以ZXJ为例，2010年将4亩旱地流转给亲戚，直接动因是劳动力短缺，ZXJ常年务工、妻子无力独自耕种与旱地收益低下。村委会主导的“阳光玫瑰葡萄”项目是土地流转的典型案例。2021年，下原村委会集体流转土地100余亩发展新品种“阳光玫瑰”葡萄，通过规模化经营和品牌化营销引导40余户群众栽植阳光玫瑰，ZXL也将家里的部分闲置土地流转给大队。

土地流转催生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村里的种植大户通过承包100余亩土地，引入大棚技术、滴灌设备与电商销售，使葡萄亩产增收，年利润超百万元。普通农户则通过“租金 打工”双重获益，这一过程中，农民的角色从“生产者”转为“租金收取者 农业雇工”，部分家庭通过参与种植学习新技术，实现从“小农生产”到“资本嵌入”。农民的土地流转既是被动因素，也是主动选择，既有家庭劳动力外流导致“谁来种地”的现实困境，也有租金收益叠加务工收入，形成“土地租金 工资收入”的双轨经济。

2016年土地确权政策彻底改变了农民的土地观念。据ZXL反映，自从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村里的土地边界纠纷减少了，流转合同签约率也提高了。ZXL说：“以前总怕地没了，现在白纸黑字写着，心里踏实”。确权证不仅成为“土地身份证”，还激活了土地金融属性，ZXL以经营权抵押贷款，将从大哥手里流转的6亩土地用于投资葡萄种植。同时，年轻一代对土地的“工具理性”认知，认为“种地不如打工”与父辈的“价值理性”认为“地是命根子”的观念，形成代际张力，预示着土地流转的不可逆趋势。

03.学术思考：结构转型中的个体叙事

1. 农民流动的“脱嵌”与“半嵌入”

波兰尼的“嵌入性”理论可解释农民流动的双重性：进城务工是农民从乡土社会“脱嵌”的过程，但其生计仍依赖农村土地与亲属网络（如汇款支持家庭、季节性返乡），形成“半嵌入”状态。这种“流动不迁移”的模式，既是农民在制度约束（户籍壁垒、社保缺失）下的适应性策略，也暴露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层矛盾。

2. 土地流转的“效率”与“公平”

土地规模化提高了农业效率，但“资本主导型”流转也可能加剧社会分化。该村中，种植大户通过“租金差”与“技术垄断”获取超额利润，而小农户沦为“租金收取者 临时雇工”。此外，老人与妇女因缺乏议价能力，在流转中处于弱势地位。政策亟需构建“公平导向”的流转规则，例如设立土地交易公开平台、强制大户雇佣本地劳动力等。

3. 代际差异与土地情感

年轻一代对土地的“工具理性”取代了父辈的“价值理性”。土地对老一代农民是“生存依赖”与“身份象征”，而对“90后”“00后”则是可交易的“资产”。ZXL感叹：“儿子觉得种地没出息，只想出去打工。”这种代际认知差异将加速土地流转进程，诱发年轻一代的“去农化”风险，年轻一代彻底脱离农业与土地流转的不可逆，进而重塑农村社会结构。

农民流动与土地流转是乡村振兴不可回避的命题。乡村现代化不是简单的“去农化”，而是要在城乡融合中寻找平衡。记录这些故事，不仅是为了学术研究，更是为了在政策制定中听见“沉默的大多数”。未来的政策需在尊重农民主体性的基础上，构建更具包容性的乡村振兴发展路径。

图1 调研员刘佳卉与受访者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