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我访谈了陕西A村的石大爷，他今年七十岁了。从1990年开始打工，有25年的打工经历。因为国家不允许工地雇用超过六十岁的老年人，所以他回来继续种地，为自己养老。访谈的过程中发现，熟人关系是促进农民流动和土地流动的关键要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客观上促进了农户候鸟式流动行为。

一、农民差序式流动逻辑：熟人关系

农民作为流动的行动体，其行为不是盲目发生的，而是基于地缘、亲缘关系选择流动的地址，呈现熟人带，熟人帮的特征。地缘和亲缘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帮助农户降低流动风险，获取打工的资源。陕西A村的大部分青壮年选择打工地区为内蒙古。当问到为何不选择前往北京、浙江等地，受访者回答“如果我们村有去北京打工的熟人，他肯定能推荐我，如果去外地打工没有熟人介绍的话，别人不会雇用你的。反观去东胜打工则更有优势，有熟人会向老板介绍你，熟人之间在外地还能互相照应。”

在提到打工遇到的困难，石大爷提到幸好遇到了熟人，不然他要留宿街头了。某次打工时，石大爷下车时发现自己的钱包被偷走了。1995年没有电话手机，打工工厂也没有开工，他坐在车站，看着熙熙攘攘的路人，终于看到了同县的李老板。他对李老板说“李老板，我的钱包被偷了，现在没地方住和吃，你看看怎么办。”李老板仗义的给了他短期工作的地方。

基于此现象，在工地用工方面，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工地有五十个工人，用工方往往不敢大量雇佣来自同一地方的工人。对于外地人，来自同一地方的五人以下尚可雇佣，若超过十人，工地就有所顾虑。因为一旦同一地方的工人超过十人，容易形成小团体。当管理人员指责团体中的某个人时，其他人会抱团维护，甚至以罢工相威胁，叫嚷着 “我们不干了”。如此一来，工地便会停工，严重影响工程的效率和进度。如果只是两三个工人离开，对工程影响不大。要是十几个人同时撂挑子，工程就会陷入困境。

二、土地差序式流动逻辑：情益交换

A 村土地流转呈现出显著的差序性特征，主要依据血缘亲疏与地缘远近有序开展。流转土地不用现金、不用法律意义的契约，而是零租金、无实物、口头约定。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依托的是基于人情与良心的情益互换机制。其中，“情” 指同一村庄村民在日常相处中积累的情谊；“益” 涵盖经济利益以及非经济利益。所谓情益交换，即土地转出方将土地交付给转入方，是基于情分使然；而转入方领受这份情，以保证土地合理利用，避免撂荒，并在年末馈赠诸如土豆等物品，以此作为给予转出方的利益回馈 。而非正式的书面合同和经济利益考量，这是乡村社会治理中的非正式制度的体现。这种非正式制度在农村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以传统的道德规范、人情关系为基础，维护着农村土地流转等经济社会活动的秩序。

在受访者的村子，土地基本都不会闲置。他没有兄弟姐妹，所以选择把土地流转给邻家。村里其他一些人家，若是弟兄三人，老大老二外出打工，就会把土地交给弟弟老三，或者交给关系亲近的邻家耕种。在他们村，土地流转不存在收取租金的情况，都是以实物作为回报。种地方若收成好，就会自觉给原土地主人分几袋土豆，即便不给，原主人也不会强求，这是一种情与益的交换。土地主人把土地给别人种，付出了情分；种地方收获后给原主人粮食，给予了利益回报。这种土地流转没有规定期限，只要他想自己种地了，随时都能把土地要回。但不能在人家耕种中途突然收回，必须在种地之前提前告知。比如在种地前跟邻家说，明年这块地自己打算种了，邻家便会把地归还给他。他们整个村子在土地流转方面都是如此，不会像其他地方那样，按一亩地二百元的价格来出租土地。

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候鸟式流动的制度性根源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超稳定结构的国家的支持，它具有托底功能。外地打工的农民工，每人几乎都有一个家在村庄。他们得到工资后除了生活必需的开销之外，定期的寄回家去，过年过节有可能的就回家去呆上几天。如果城市里找不到工，如果停工了他们有家可回。有工做，心里踏实，工停了也不用着慌。农村里的承包责任制在新兴的城市也会有这样强大的安定民工的力量。换一句话说，农村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是建设现代都市的支持。费孝通认为，巨大的民工潮之所以并未引起社会动乱，是因为民工“有家可回”。因此，只要家中有承包土地，外出的农民工仍为国家社会的稳定因素和发展因素。

石大爷认为就算在外面打工，终究还是得回家乡务农。“兔绕三窖，离不了旧窝草”。所以，他认为不能放弃土地。在他看来，“地就是金地板，朝朝代代都可以使用。人吃黄土常常在，黄土吃人无骨头。这是老先人遗留下来的话，这句话的意思体现了土地的重要性。”土地能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保障大家的温饱。正如俗话说 “老婆孩子不让人，田产土地不让人”。石大爷曾经也有过彻底放弃土地、转行从事其他职业的想法。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想法发生了转变。他年事渐高，外出打工时，用人单位已不再需要他。以现在这个年纪，回家种地反而自在。

农户的家庭循环更替机制为“超稳定”国家提供了客观条件。“新家庭生命周期”是不同世代农民生命历程的代代传递。从空间维度来讲，第一代农民工在农村出生，在城乡之间读书上学，之后进城务工，用务工赚的钱回村盖房，然后娶妻生子，再外出打工。直至第三代出生，他们通常选择回乡照顾孙子女。这一周期看似是每一代人进城打工的生命历程的往复的循环，但实际上，在里面“转圈”的流动人口的动力却是“不再转圈”，即打破这一循环，让下一代摆脱打工的命运，实现流动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