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代际记忆里的依附与适应

访谈尾声，当问及“土地是否仍是农民命根子”时，王立法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用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点燃一根香烟，叹了一口气说：“没了地，庄户人还算个啥？”这位老人1957年出生，亲历了从集体劳作到土地承包，再到土地流转的几次大变化。在他眼里，土地不仅是养活一家五口的根基，更是融入生命的存在。即便在“种粮不抵工”的现实中，很多老农还是坚持“宁可转包，也不放弃土地”，这种执着便是农耕文明扎根土地，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人生的寄托。

王立法老人面对逐渐衰老和生活压力，选择了“渐进式流转”：把一部分土地流转给别人承包，剩下的交给亲戚帮忙种，自己留一亩地继续种。这种做法其实是一种传统小农的生存智慧：一边通过土地流转赚点钱，一边通过种地保持和土地的联系，维系自己的身份认同。从这个角度看，老一代农民对土地的坚守，其实也是在用土地作为“锚”，抵御现代社会的风险，当市场不稳定、养老没保障的时候，那亩薄田还是他们最后的依靠。

02无奈的流动：一代传一代的生存抉择

王立法老人的打工经历就像一部小小的农民流动史。从东北到北京，他辗转了二十年，身份在“农民”和“工人”之间来回切换。“盖不起砖瓦房”“攒不够彩礼钱”，这些无奈的现实逼着他离开家乡。日均十余小时的辛勤劳动，只能换取微薄的报酬，代价却是与家里人分离。他的妻子一个人在家干农活、带孩子，孩子们在“能吃饱就行”的环境下长大，一家人一年到头只能在过年的时候短暂相见。

当我问老人的子女愿不愿意回乡种地时，老人无奈地笑了笑说：“年轻人都觉得种地没出息。”这种代际之间的认知差异，反映出农民流动背后的矛盾：父辈们辛苦打工，希望下一代能离开土地，过上更好的生活，但结果却让新一代和农耕文明彻底断了联系。流动从一种临时的选择，变成了代际命运的“单行道”，把“农民”这个身份推向了消失的边缘。

03农业再生产的危机：土地伦理的消失与重建

站在自家田埂上，王立法老人指着远处村里承包大户的承包地跟我说：“现在都改种土豆了，谁还惦记着种麦子？”土地流转虽然解决了土地抛荒的问题，但却让农业生产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大规模经营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经济作物把粮食种植的空间一点点挤掉。老农们担心的“无人种粮”问题，其实是因为土地伦理从“生存保障”变成了“追求资本增值”。当土地完全变成生产要素的时候，那些保障粮食安全的耕种传统、按时节种收的规律，都在追求效率的逻辑中慢慢消失了。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政策虽有力地推动了土地流转与资源优化配置，却未能同步构建起一套完善的新型农业生态体系，以保障农民在退出传统耕作模式后，仍能以新的方式延续与土地的紧密联系，继续耕耘在这片滋养他们的土地上。与此同时，资本的下乡虽催生了大规模的农业经营模式，却在“谁来种地”这一关键问题上显得力不从心。以王立法为代表的老一代农民，他们所面临的迷茫与困惑，正是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社会碰撞的一个缩影。当土地不再仅仅承载着生存的意义，当农民这一身份难以在代际之间顺利传承，那么，究竟是谁，谁来守护这片田野上千年的生命之根呢？

在这次田野调查中，我穿梭于华北的乡间小道，聆听王立法老人的口述，深刻感受到传统农耕文明在现代社会的挣扎与守望。王立法老人的故事，是无数农民的真实写照，土地流转虽带来了新的机遇，却也冲击着他们对土地的情感与身份认同。从老一辈的“无奈离开”到年轻一代的“疏离土地”，代际观念的差异让土地传承面临断裂。这让我意识到，我们不仅要关注土地流转的经济意义，更要守护这片土地上世代传承的根脉，让传统农耕文明在现代社会中找到新的延续方式。

李亚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