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　2018年12月16日，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国际基层与地方治理高端论坛暨俄国村社制度与地方自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逸夫国际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隆重召开。俄罗斯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奥尔加·格莱泽，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伊戈尔·克里斯托弗罗夫教授，俄罗斯联邦总统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学院高级研究员尹娜·加巴捷娃，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尹琳娜·特罗苏克教授，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张广翔教授，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白文昌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爱林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黄雅婷老师，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徐军玲副教授，以及本院徐勇教授、邓大才教授、刘筱红教授、刘金海教授等全体在校研究人员出席了研讨会。

邓大才教授首先对与会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他在致辞中谈到，本次研讨会不仅能够加深我们对俄国村社制度以及集体农庄经济改革、转型的深入了解，交流不同国家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的宝贵经验，更为今后比较视角下的学术交流合作提供契机。

开幕环节结束后，会议进入正式的研讨单元。第一单元由罗爱林教授主持。伊戈尔·克里斯托弗罗夫教授作了题为“人民需要多少土地？俄国精英对农民及其需求的发现”的发言，他梳理了俄国不同历史阶段土地制度的演变，阐述了俄国村社制下按照家庭相对财富进行土地重分和安排财政赋税，在激发农民积极性的同时，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而且能够有效实现国家和地主对农民的外部社会控制，以及社区对其成员的治理。

张广翔教授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双重作用下切入，分析了俄国村社制度长期稳定的原因。他认为其中有五个影响因素尤为重要：一是土地重分制度；二是俄国农民互帮互助的传统；三是村社制度的管理机制；四是村社制度道德传统；五是村社的平均主义机制。

尹娜·加巴捷娃研究员谈到俄罗斯的地方治理中有国家、社会、NGO、农民等多个主体的共同参与，并以“居民申请、政府验收、多方联动”舒适环境项目为例，详细介绍了俄罗斯如何实现乡村社会发展与乡村居民的社会参与的有机互动。

黄振华副教授作了题为“从农民性到国家性：家户制与村社制的制度特征及其影响比较”的报告，分别从农民性与国家性的分析框架、家户制与村社制的制度要件与特征、本源性传统对农民性的形塑、本源性传统与国家的交锋与互动论述，以比较分析的方法阐述了家户制和村社制比较的可能性、标准以及结果的分析框架。

胡平江助理研究员以“权力支配视角下‘基本单元’的建构及其现代化转型”为题，基于中国村庄与俄罗斯村社的比较研究，分析了中国社会基本治理单元的代表性观点后，从不同时期国家控制权力和个人独立权力的角度出发，阐述中国“基本单元”的建构及其现代化转型。

第一单元主题研讨汇报结束后，张大维副教授在点评中谈到，两位俄罗斯学者分别介绍了俄国农民的需求以及在新村改革中农民的参与，以大历史的视角阐述俄国农村社会的变迁。三位本土学者以村社为主体，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比较中俄不同历史时期地方治理的有效性以及对当代的启示。现场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交流。

当天下午，研讨会进入第二单元，由郝亚光副教授主持。奥尔加·格莱泽率先发言，她以俄罗斯现代乡村状况为基点，对俄罗斯部分地区的乡村自治组织发展特点进行阐述。她认为，俄罗斯地方自治是自上而下的，以地域为基础，主要分为城市和乡村两种类型。行政区划、人口结构、农业和农村社区等都是影响俄罗斯地方自治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俄罗斯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居民点状况、人口状况、治理状况以及财政资源状况的影响下，地方自治有着不同的效果。

邓大才教授以美国、法国、澳大利亚三国为例，提出了基本建制单元重组的“第三条道路”。他认为，“第三条道路”区别于简单的合并，是超越“合并”的一条道路。之所以会选择“第三条道路”，首先，是因为美、法、澳等国家合并难度大、门槛高，且认为简单合并不能使地方治理现代化；其次，基于对民主的追求与考量，选择较为适合民主发展的一条道路；最后，也是因为对基本建制单元的热爱，并赋予其特殊的意义。对于“第三条道路”的本质特点，邓大才教授提出，它是在保留基本建制单元民主性的基础上，扩大行政性服务规模（法国），或者组建新的技术行政服务（美国、澳大利亚）。其形成的基本条件有两点，第一是行政与政治的分离；第二是服务供给与生产的分离。总的来说，“第三条道路”的实质就是政治留在基本建制单元，行政服务适当合并重组。

罗爱林教授认为，在俄国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二重性，而二重性之间又充满了矛盾。正如村社职能的二重性，在推动村社发展的同时，也孕育着解体的萌芽。从沙皇俄国开始，村社历经了一个从不被国家“认可”到被国家“认可”的过程，村长、村庄议会的出现对村社治理规范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沙皇改革，土地私有化推进，俄国村社发展面临许多问题，其经济与社会职能也在村社的分与合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肖盼晴老师基于对日本町村制改革的考察，对合并浪潮中村落共同体功能的转变与再利用进行阐释。她认为，日本的村落属于“日耳曼型”的村落共同体，在大规模町村合并中其基层治理经历了从利用传统的村落共同体、到否认再到重新认识的过程，形成了行政村和自然村并存的二元的村落治理构造。从村落共同体性质出发，肖盼晴老师对日本町村合并的三次浪潮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村落共同体功能的分化问题。

第二单元主题研讨结束后，刘金海教授在点评中提出了现代乡村治理形态的共性和差异性，认为地方能否形成有效的自治单元，地方性传统能否保存下来，皆取决于其间的共性与差异性。

经过热切的讨论交流，会议进入第三单元，由张广翔教授主持。伊琳娜·特罗苏克教授首先发言，她基于乡村发展调查及地方政府的工作评估，阐述了俄罗斯乡村的社会经济及区域多样化问题。她认为，俄罗斯农村的发展内生动力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及其它行为主体对于农村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评价俄罗斯乡村的社会经济及区域多样化问题，不能脱离对地方政府工作的评估。

郝亚光副教授基于中国台湾地区基层治理的实践与逻辑，提出了选举型治理的观念。他认为，选举型治理是以选举为主导的基层治理活动，其体系构成包含政权、绅权、宗教权和产权等四个方面。不过在实践过程中，台湾的选举型治理却出现了治理变异的情况，其后果不仅背离初衷，还有可能会造成注近忽远、党派之争、政府停摆等情况。

张大维副教授从乡村振兴的十国经验与路径选择出发，提出了优势治理的概念。他认为，乡村振兴是个复杂和系统的治理功能，因此，强化优势治理，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进程。而从现有的研究文献出发，学界对国外乡村振兴或乡村治理的研究期刊论文不多，所以，从学理和经验角度出发，构建优势治理的概念与理论框架，推动各参与要素优势互动，有利于实现乡村振兴的优势治理。

点评环节，任路老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围绕俄国村社与地方自治研究，中俄两国存着许多制度共同点，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与展望，有利于更好地解决两国的治理问题。在讨论交流环节，参会专家就俄罗斯农村的经营单位及土地流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作者：谢　晋 张　璐

图片：刘思兰 王晨辉 覃　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