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闻仕琦、杜真/文）2018年6月1日，由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主办的“基层与地方协商治理：科学评价与国际比较”学术研讨会在逸夫国际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隆重召开。美国斯坦福大学詹姆斯·费什金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杜楚森教授，澳大利亚迪肯大学何包钢教授，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马克·沃伦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郎友兴教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马奔教授，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陈文教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谈火生副教授，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徐勇教授、邓大才教授、刘金海教授、陈军亚教授、刘义强教授等出席研讨会。

邓大才教授对与会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谈到，基层与地方治理作为研究院推进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的高峰领域，是未来调查和研究布局的重要方向，希望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推进中外协商治理前沿研究的交流探讨，同时为更广泛的基层与地方协商治理提供理论借鉴，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专家代表何包钢教授对华中师范大学进入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单位表示祝贺。他认为，华师政治学有现实关怀，有历史视野，在学术讲座中也感受到中农院师生的国际视野、全球眼光，以及强烈的世界公民意识，这是华师政治学向世界一流学科进军的良好基础。本次研讨会提供了一个中外学者充分交流的平台，希望大家充分地参与讨论。

随后大会进入正式的研讨单元。第一单元议题为“基层与地方协商治理：中外比较与对话”，第一部分由郎友兴教授主持。詹姆斯·费什金教授首先作了题为《协商民意调查：推进协商治理的实践》的发言。他介绍了协商民意测验的基本程序，并对以往协商民意测验在全球范围内的践行概况进行了回溯。谈火生副教授论述了民主协商中的参与意愿和代表性问题。他简述了社区协商和企事业协商两个案例，以此探讨参与意愿不足的情况下如何保证代表性的问题。刘义强用“搬官下场”和“请民告官”两个案例揭示了中国基层官民协商中的两种方式。他指出，在进行中国基层传统和当下协商治理的思考时，应该重构协商治理传统形态和框架。同时他提出思考：协商治理走向良性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杜楚森教授以“世界各地普通公民如何理解民主治理”为题，以广泛调研的数据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结论：大多数民主体制的支持者只是表面或者名义上支持，他们并不了解民主的真正内涵，这种对民主的浅薄支持实际上影响着民主衰退。陈军亚教授讲述了其在四川广安调研时观察到的传统协商治理方式——“断道理”。以这一传统协商形式为例，陈教授提出当下协商治理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公理即共识是基础；第二，更多人的参与是条件；第三，反复的讨论和对话是关键。

当天下午，研讨会进入第一单元第二阶段，由刘金海教授主持。何包钢教授率先发言，他针对亚洲参与式预算中遇到的协商审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亚洲参与式预算存在着公共性问题，即自愿参与者的选择不一定对整个社区或农村的发展有益，可能只针对其所在特殊利益群体，比如老年人和穷人。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是将公民参与式预算和协商民意测验结合起来，通过随机抽样、完全中立的主持人、小组恳谈等技术性环节将协商治理落实到位，尽可能地充分体现公正意见。

邓大才教授从五个方面探讨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协商类型和性质。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存在着四种协商类型，一是基于权利的分家协商，是家户成员为财产分割问题沟通商议的最小协商形式；二是基于市场的卖地协商，是市场与社会共同协调下的一种自由协商；三是基于利益的淘井协商，是公共利益促成的协商；四是基于公务的村务协商，是村庄公共事务的要求。中国传统乡村也存在四个特点：一是在不同单元内进行，包括横向片区单元和纵向单元；二是协商有大体框架或者大体习惯，在框架内进行；三是由单元内有威望的人牵头，协商过程不排斥权力，也不排斥权威；四是协商的目标主要是为了解决问题及实现有效治理。他认为，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协商在协商单位、协商手段、协商规则、协商目标与权威关系五个方面存在差异。传统西方为以民主为核心的自主性协商、自由式协商，传统中国为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的威望性协商、组织式协商，当前中国的“领导型协商”、“组织型协商”是对中国传统历史协商的一种延续和继承，仍然有着传统中国的底色。

马奔教授通过对山东省济南市H区街道办党政机关基层公务员的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和模型分析提出，基层公务员对公民的信任提升需要基层公务员更多地参与协商民主的实践，促使基层公务员在具体的协商互动过程中提高对协商民主的基本认知，增加基层公务员对协商民主本身的了解和增强对公民参与能力的信心。与此同时，基层民众信任水平的提高还需要提升基层公务员的自我效能感，建立上下级相互信任的组织环境，才能增强基层公务员对公民的信任程度，使协商治理的真正实践成为可能。黄振华老师从公共事务和组织化的角度出发，将中国的传统协商治理分为血源性协商和功能性协商两种典型形式，受到农耕社会的定居传统、家户社会的内生需求以及国家治理的分治结构三种因素的影响，具有丰富的协商资源、内生的协商动力、广阔的协商空间，但也面临诸多内在局限，表现为传统协商治理主要是一种少数人的协商、等级化的协商以及横向单一的协商，这是未来中国协商治理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马奔教授主持了随后的研讨环节。马克·沃伦教授对Consultation和Discussion、协商和民主两对词语进行辨析，认为具有特色的中国垂直型咨询式民主和西方平等型协商式民主存在的差异很好地反应了民主和协商之间的区别。民主与协商之间也存在联系，协商不一定能够完全民主，但民主可以为协商提供空间和动力，在大多数理论下二者是共生的关系。郎友兴教授以杭州余杭区“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的协商案例为切入点，探寻制度设计、实验对中国基层协商治理的效用。他认为，在中央选择性授权局面下，结构性变迁所带来的挑战与治理精英的回应，共同促成了中国地方治理改革的高潮。在未来，制度设计的经验主义路径与实验主义的配合可以作为中国地方治理制度改革的逻辑，通过以基层为依托的顶层设计回到地面的方式，最终解决地方治理问题，提升地方治理水平。陈文教授以深圳市龙岗区“和谐共建促进会”为例，从协商治理的主体、方式、机制、行为、结果五个方面对协商平台的建构提出假设，认为其具有随意性和模糊性，随后剖析“和谐共建促进会”的“一会五平台”的基层协商治理架构，认为通过挖掘政治资源去激活社会资源去盘活行政资源，才有可能解决基层协商平台的迫切问题。

万婷婷老师从河长制角度理解中国的协商治理。“合法的河长制”有三个重要的因素和特色所在：权威、责任及人们的情感形式和它的协商机制，其中不乏协商民主的创新形式，在浙江省的河长制评估和监督系统中，农民可以通过正规或非正规渠道参与其中。这也是未来在治理中可以吸收的经验，将权威制和民主制有效结合，以提升党领导下的民众参与效度。

随后，在场老师围绕本单元的发言进行了热烈讨论。邓大才教授认为传统中国社会协商中的两个重要元素，一是有威望的人，二是有组织进行，三是约定俗成的框架秩序。徐勇教授认为协商有两个核心词，即共意和众议，传统民主和现代民主在这一点上存在差异。现在中国的协商治理在民议、民选、民享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关联。

2号上午，会议进入第二单元的开放式讨论阶段，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协商治理热点问题和前沿研究进行了交流探讨。

在研讨会开始之前，与会专家学者在徐剑副书记的陪同下莅临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参观考察。大家先后到基地建设发展长廊、数据库展示中心、资料室、档案室和中国农村调查展示长廊、百村工作室听取了讲解和现场操作演示。在资料室，专家们翻阅了“百村观察”的部分原始问卷，并详细了解了问卷设计、调查对象、数据使用等问题。除此之外，海内外专家学者对中农院师生在调研基础上形成的系列成果十分称赞。在村庄档案室，看到藏量如此丰富和保存如此良好的各类原始档案资料，专家们表示深感震撼，并就资料的学术开发进行了交流探讨。